阿拉丁神灯丨求知的自由与无措

沈心悦，毕业于上海市吴淞中学，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2019级本科生。在FDUROP完成望道项目“贩卖亲密关系：偶像产业中的金钱与礼物”，获得“望道学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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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题时的困惑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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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坦白的是，在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并未纯然抱着学术的动机——我当时可能甚至对所谓的“学术”并没有太过清晰的概念。我在大二的时候选择分流进入宗教学系，这是一个很幸运的选择。宗教学系是一个每届只有三五个本科生的小专业，学生之间更多的是交流和相互帮忙，并没有什么竞争的氛围（在功利的意义上来看就是有点“躺”）。同时，或许是因为师生比太过健康，老师们从未在课业上对我们放松过要求，久而久之我也产生出一种“或许我也可以做学术试试看”的幻觉。

2021年初前后，我修读了许多偏社会学的课程，也读了涂尔干、莫斯、格尔茨的一些著作。我逐渐生成了一种无所不能的英雄气概，觉得在如此这般的框架下可以对一切展开分析和解读，同时我也从好朋友那里接触到关于SNH48偶像团体的信息，我当时颇为兴奋，觉得粉丝追星的集体行为带有些许“神秘”的特质、特别适合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解读。受这种颇为鲁莽的冲动所驱使，我没有多想就联系了宗教学系的郁喆隽老师，跟他说了我的初步想法。郁老师欣然同意做我的项目导师，但也给我泼了冷水，嘱咐我注意不要对理论过度伸张。

在撰写开题报告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学术研究远没有那么简单。但凡在知网上多做搜索，就会发现那些最简单的解释框架早就被前辈大学生、研究生们用过了，他们孜孜不倦、近乎穷举，从过渡仪式到互动仪式链，再到消费社会等等，他们把所有能用得上的一步到位式的理论都用过了。是的，我仍旧可以坚持我最初的设想，拓展讨论宗教的定义、将粉丝们的行为设定为一种宗教行为来进行讨论。

又或者，我或许能找到新的“一条龙”式的研究切口，比如仪式研究仍旧是一个研究集体行为的万能框架，若我换一种分类方式来讨论身份认同，同时也是信手拈来的。但是我通过这样的研究希望告诉别人什么呢？我是否已经找到这项研究的“意义”？难道我就甘心用最简便的方法写出一份报告，最终沦为无数格式规范齐整、内容大同小异的知网论文中的一篇吗？这样的困惑和焦灼感在研究初期始终伴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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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动鲜活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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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调研时，沈心悦与粉丝们一起在剧场门口收拾东西

SNH48的粉丝活动非常稳定地在每个周末晚上的剧场内外发生，因而我进入田野的方式非常笨拙。我选在一个偶像的生日特别演出那天到了剧场。看完当天的演出后，我留在剧场帮粉丝们一起收拾他们布置的道具，随后和他们一起把多的应援物抬回几位粉丝住的酒店。我原以为这会是件尴尬的事情，毕竟我此前算不上认识其中的任何人，但是实际上大家却很快地熟络了起来。

那是个初夏的晚上，演出结束的时候已经快要十一点了，我们放好了东西、从酒店里出来，打算之后去剧场旁边的海底捞聚餐。远离了魅化的剧场空间里那轰鸣的音乐、振奋人心的应援声和舞台上炫目的霓虹灯，我在路上听粉丝们聊着一些作为粉丝的日常、世俗的事情。许多人专门为了这场特殊演出从中国各地赶来上海，路上也陆陆续续有人离开、要去赶家里的门禁，剩下的人低声谈论着下一步要如何运营社群、如何为之后的总选募集资金、怎么样以最低的价格购入投票券等等，大家的声音里多少带着倦意。饭头是个内向的男生，不太好意思多说话，以羞怯微笑作为回复。我意识到我终于开始走近粉丝生活的另一面，即除了媒体上常常报道的被描述为“狂热”的（用戈夫曼的话来说）“前台”粉丝集体行为之外的“后台”，即每一个个体的粉丝都需要面临的日常矛盾，像是如何去理解自己和偶像的关系、如何去理解所做的这些永远得不到应得回报的付出等问题。这些是他们大多数时候不愿说出来的扫兴的事情，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要故意忽视一些不对劲的感受来装作这些问题不存在，但是每一个粉丝都在某个时刻被迫面对这些潜在的危机。

随着在田野中花费的时间愈久，我也越发意识到现实的复杂。随着与我的访谈对象们建立起友谊与联系，这项研究越发压在我心头，让我感受到强烈的道德负担，生怕自己误解、扭曲了这些鲜活的人的生活、情感和想法。研究者不做价值判断，但是正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价值关联使得研究者拥有动力（甚至是义务）去小心翼翼地处理研究对象出于信任所交付的经验材料。正是这种田野经历使我意识到，我面对的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概念世界。出于对人的尊重，我必须尽快抛却那种“手里握着锤子瞅啥都是钉子”式的理论预设（或者说是理论暴力），转而探索一些理论，——这个理论应当能够完整地呈现粉丝们所面临的快乐、困窘之间的矛盾。这迫使我几乎从零开始去摄取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我被一脚”踹“进了当代文化社会学的大池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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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于找到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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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学习“游泳”，包括从头确立我的研究对象和我的研究问题。2021年秋，我前往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以下简称UCSB）进行交流学习，原以为离开了田野，课题可能会就此搁置下来，但非常巧合的是，我在UCSB修读“文化社会学”课程，授课的Hannah Wohl教授研究的正是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和我的课题领域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她制订的教学方案简直就像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一样。在美国的三个月里，我稳定地每隔两周跑去她的办公室，和她聊我的课题研究以及未来读书的计划。别的同学都选在作业提交之前去office hour，好和她确认作业的选题方向，我不太担心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写得很好、会拿到好分数的（不是在吹牛），所以总是在作业的DDL之后再去找她，那时候她的办公室更空旷一些，我们也都放松一些。

尽管成规模的偶像产业对于美国的研究者而言是件相对陌生的事情，但我仍旧在“文化社会学”课的大纲里找到了线索。线索的源头有两端，一端是源始于马克思和齐美尔对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悲观预期，即他们认为资本具有同化、抹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力量，人类生活中的各组成部分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商品化，而各价值领域的殊异性最终都将被货币所通约成交换的价值；另一端则来自我所熟悉的莫斯的《礼物》，即交换行为作为一种总体的社会现象、其具有超出单纯经济性的其他社会要素，而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正是由各种看似出于经济动机的交换行为所构建起来的。在当代的社会学研究中，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关于金钱的社会性的理论则将这两端联系了起来，她试图表明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换价值计量单位，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运用不同的交换方式和交换媒介来使得金钱的流动方式符合他们对彼此关系的认识。Zelizer的解释框架帮助我找到了研究的主轴，即通过偶像产业中粉丝与偶像之间的经济交换方式来考量他们对于彼此间关系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变化。

以上这段看起来仿佛九九乘法表般简单明了的综述式总结，是我花费了无数个日日夜夜阅读、思考和痛拍脑门后才写出来的。吃足苦头（和随之而来的快乐）之后，我越发觉得研究并非一个线性的过程——如果你一开始就明确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的话，也许就没有必要再费神去找了。在加州交流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一个人窝在沙发上读着厚厚的文献和书籍，其中的大部分，我读完之后，决心不把它们用到最后的报告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白白耗费了时间。恰恰相反，这些文献和书籍的阅读经历作为课题的副产品，于我而言甚至比研究本身还要可贵。我怎么来比喻呢？就好像我点着灯去找一把钥匙，意外地照亮了许多其他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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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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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题报告是在政通路宿舍区小院的树荫下，耗费了一个半月里每周四天的下午完成的。午后，我搬着凳子和电脑坐在院子里空旷的一角敲敲打打，等薄暮时分再回到宿舍。对于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那段时间是我们生平所罕见的动荡时期，而我却通过写作，将自己从现实中抽离出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侥幸。

沈心悦与同学

回顾FDUROP课题研究经历时，我发现，它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影响着我，即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始终苦悬于脑海中的论题，这个论题并不会随着结题而消失，因为我不可能解决它、而只能以此种或者彼种的视角来迫近它。四月上旬撰写结题报告时，我在给朋友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我又想到过去一年里我所访谈过的人，我现下还无法用我粗陋的知识框架和社会学理论来说透他们言语和表情中的复杂性，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写下去……也许我所能做的并非是追求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或者确凿的真相，而仅仅是表达这样一种微弱不堪的去知的意愿。”求知的热望和敢于选择去求知的勇气是我从这段课题研究经历中小心翼翼接过的火种，我要用艰苦的思考和阅读来使其不至于熄灭。